但是，这里的级别并非通常意义上的行政级别，而是我国《宪法》第30条规定的行政区划级别。
产品、财产能否或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商品，取决于主权者或制宪、立法者当时守持的社会伦理观念是否允许以及社会生存、发展是否有必要。该法第37条规定：政府对村委会协助政府开展工作应当提供必要的条件。
总体来说，作为原初权利物质内容的居民部门原初分配收入有两个去向：其一是向广义政府部门缴纳，主要是纳税，还有社保等其他形式的缴纳。在政府预算非经常性支出形成的公产两权不同程度分离的情况下，尽管其国家财产所有权的名词维持不变，但却不可避免地出现国家性与个人性以权为标志分开和并存的情况。这样，相关航空公司就被视为这架飞机的经济所有者，飞机记录为该航空公司所购买，同时银行仍是其法律所有者。在金融资产内部，持有企业股权一直是政府金融资产中最大的项，2000年一度达到85%，2019年仍占63.3%，其次是证券投资基金。在二元划分框架下，国有广义公司分享自政府预算支出但可自主支配的收入应归类于转移到居民部门。
国民财富如限定在一定时段内计算，可理解为由年度初国民财富存量与截至同年度末止的增加值之和。[24]按这个体系的分类，与雇主共同居住在同一住所内的家政服务人员并不构成该雇主住户的一部分，但非法人企业，准公司可纳入住户范围，一些永久性居住在一个机构里或者预计会无限期居住在一个机构中的人可视为属于某种机构性住户，如住在寺院、修道院或者类似宗教机构中的人，以及长期住院的病人和长期服刑的犯人。并且，信息主体可以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5条向作为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行政机关提出查阅、复制其个人信息的要求。
[24]例如，在巴拉等诉罗马尼亚国家税务局与健保基金案中，欧盟法院认为，罗马尼亚的第95/2006号法第315条只是简略地规定健保基金以外的机关需向健保基金传递个人数据，至于关于传递个人数据的种类、方式及其他要求的详细规定，其实记载在国家税务局和健保基金双方签订的协议书里，而该协议书没有正式对外发布，国家税务局也没有在当事人参与的程序中对其进行充分告知，对数据主体知情权的保障严重不足。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熟悉政府内部的数据处理系统，信息主体向其寻求救济的可行性更强，也能够超越个案解决系统性问题。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历史发展也佐证了这一点：在20世纪，德国数个州的个人数据保护法明确规定，数据保护的目的在于防卫国家的宪制体制被自动化数据处理技术带来的风险所侵害。例如，在美国的实践中，不少信息主体针对行政机关以其个人信息为基础作出的行政决定，往往会在具体行政管理领域已有的完备法律程序机制外，申请查阅并更正作为该行政行为基础的相关个人信息。
在德国，根据《联邦行政法院法》第44a条的规定，如果行政机关收集个人信息是为了认定案件事实进而作出处分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实体决定，那么，即便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的个人信息收集行为违法，也不得在实体决定作出前直接对决定程序使用的个人信息主张行使删除权和更正权，而是需要等待实体决定作出后，在对实体决定提起诉讼时一并主张作为程序性行为的个人信息收集行为违法。此时，审查机构直接针对行政机关利用个人信息作出的实际减损信息主体实体性权益的行政行为展开审查，判决结果或复议决定针对的是被审查的行政行为，故而对个人信息权益的救济是相对间接的。
对此，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强调，包括行政机关在内的国家机关必须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处理个人信息，不得超出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的限度，在不妨碍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况下，应当向个人充分告知处理情况。个人信息权益的内涵与《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强调的公民的合法权益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既包括程序性权益，也包括实体性权益，在法律层面，保障前者可以更好地保障后者。另一方面，要考虑存储、配合查阅、删除数据的义务对数据处理者造成的负担。法院与专门化监管机构对权利保护必要性的审查，需要围绕原告的权益诉求，比较各种救济方式的有效性程度，避免适用低效的救济方式。
其次，在归责原则上，应当秉持违法归责原则，只要行政机关存在违法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或者没有尽到法律规定的个人信息安全保障义务，从而导致损害的发生，就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其二，根据征求意见稿第95—97条的规定，信用信息主体认为存在信用信息错误、超出保存期限、侵犯个人隐私等情形的，可以向信用信息处理者提出异议，对信用信息处理者的异议处理结果不服的，可以向信用信息处理者的上级管理部门投诉或直接提起诉讼笔者认为，国有资产的法人所有权、法人财产权、经济所有权这些提法，原本都应根据宪法表述为国企自主经营权，后者在内容上完全可以解释成法人财产权，其间至多需要在立法时附加些说明。但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政社合一时期，实际上出现过集体所有的财产事实上成为权力的物质支撑的情形，这种情况到1982年宪法诞生才正式结束。
打碎他人下巴骨赔20先令。或许有学者会说：你这该不是把人的生命、人的身体商品化，像古希腊古罗马奴隶社会那样把人当会说话的工具吧？不是。
以下不妨以2021年我国广义政府预算支出中的决算数人民币448.379千亿元为例，较为详细地展示构成它的全部四个部分在总的预算支出中所占比例和它们生成权力、伴生权利的具体内容和路径。但从实践法学国产→权力个产→权利研究的实际需要看，一般并无必要严格区分资产和财产。
说这448.379千亿元大部分转化成了现实的权力有三层含义：（1）资产负债表不是为法学编制的，并不完全适应法学研究的需要，生成权力的财产因素需要按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增或减。或许这也正好解释何以美国各地常常表现出不小程度的无政府状态。但是，由于法学缺乏对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财产内容的认识，民法典乃至整个法律体系对这些权利的保护仅从纸面上看就缺少对应财产内容。如果维持上述中国学者确认的比例，按瑞信的标准计算，中国2021年个人财富总量是485.085千亿美元，居民部门成年人个人人均应是44493.4美元。[45] 国务院关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的批复（国函〔2017〕91号），附件《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第9页。至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它们虽然可以作为特别法人，但属它们所有的财产与两权的关系需要做具体分析。
当一个人被杀害或伤害致残的时候，将人的生命、身体认定为财产的立法、司法与无视人的生命、身体财产属性的立法、司法，处理结果绝对是不一样的。同理，作为国产消费主体的广义政府部门，也是从实质意义上讲的，只要一个机构或组织执行着政治治理职能，无论其名称如何，他们最终耗用的国有财产通常也都会生成为权力。
考虑到其广义政府资产净值为负230千亿美元，2019年美国体现权力的广义政府部门净资产与当年财政收入或支出之和相对于我国而言是很小的，公产相对于居民部门财产很低。义务教育和社保支出，其中作为组织管理费用最终由公共机构消费的部分转化成权力，最终由个人或住户消费的部分则实际上回到个人手中、转化成了权利。
[16]这个比例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1982年27.86%和2011年的24.41%高许多。不过，这不能说明太多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它体现的法权结构（权力/权利）。
国有企业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循个产→权利的线索看，以上国民收入再分配形成的基础性经济指标，是当今我国法律实践中私权利的主要物质基础。如对农地不计价，相关学者提出的理由是：国有农地因不具备足够流动性和变现能力，难以直接形成有实际财务意义的政府资产。居民部门成员依法向政府纳税和做其他各种缴纳，都意味着向后者购买了相应项目的服务或对其做了投资，从而处于债权人的相对位置，而广义政府部门相应处于债务人的位置。
[11]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算数为3.366千亿元，决算数为3.972千亿元。法学讨论个产与权利的关系，或许需要从基础上弥补把人的生命、身体及其构件排斥在个人财产范围之外的缺憾。
毁掉他人大拇指赔20先令。[15]此种状况反映到美国法权结构上必然是权力占比很小，权利占比很高。
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管理由国务院确定的主要为全国培养人才的高等学校。住户是指这样一些人的群体：他们共用住宅，把成员的某些或全部收入或财产集中起来使用，集体性地消费某些货物和服务，其中主要是住房和食品。
两相比较，一定是将人的生命、身体认定为财产的立法、司法的处理结果更公平。其中，经济所有权是SNA 2008国民账户体系和与之相适应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中的说法，其内容在此处实际上只能是我国《宪法》第16条规定的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权和依《民法典》第269条规定确认的国有企事业组织的法人财产权，即营利法人对其不动产和动产依法依规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及营利法人以外的法人对其不动产和动产的权利。[43] 参见王开国：《论国有企业法人所有权的确立与国家最终所有权的行使》，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94年第3期，第14-20页。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随后通过的《公司法》采纳了法人财产权概念。
如果必要，按2008国民账户体系，也可以理解为特别法人的集体财产法律所有权和其中劳动者（家庭）的经济所有权。国民财富如限定在一定时段内计算，可理解为由年度初国民财富存量与截至同年度末止的增加值之和。
[31]2021年中国（大陆）官方公布的国民总收入为人民币1133.518千亿元，[32]世界银行和经合组织的统计数是人民币1133.240千亿元，以时价计算折合为175.723千亿美元。我国《宪法》第9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
按前引相关论著已给予论证的国产→权力转化逻辑，应该是国有财产总量或体量决定权力总量或体量。在前述资产负债表的框架下，国家财产实际上在我国表现为广义政府部门的国有资产，是国有的一切财产、财产权利之总和，其中包括国家依权力和依法取得、认定的资产，国家资本金及其收益形成的资产，国家向行政和国有事业单位拨款形成的资产，对国有企业减免税、退税形成的资产，国有自然资源和接受国际援助形成的财产等。